在这种情况下，申请很难通过后果的合比例性测试。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判决方式类型化，只是对法官判决作出各类判决法定条件的规定，法官采取何种类型的判决方式作出判决，不受原告诉讼请求和理由的限制。（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

（四）应当返还的财产灭失的，给付相应的赔偿金。程序性权利的保护，包含在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监督目的中。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6条规定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条件要宽松得多，与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第69条规定不一致，新法实施后应当不再继续适用。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对于不接受起诉状、接受起诉状后不出具书面凭证，以及不一次性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起诉状内容的，当事人可以向上级人民法院投诉，上级人民法院应当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这里的不足45平方米和45-60平方米之间的差价补贴，以及30%的奖励，都是被征收人作出选择后能够获得的必得利益，应当属于直接损失，必须予以一并赔偿。其一，书信体的写作能够展示作者的内在自我及其自主性。

〔美〕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页，译文参照英文有所改动，强调为原文所有。[39]因而，心灵的任何性质，在单纯观察下能给人以快乐的，都被称为善良的。[32] 而在实现普遍人权的过程中，理性主义的张扬是无济于事的。相反，非理性意味着只凭借感觉和情绪行动，因而是野蛮的、未开化的。

[10]前注[4]，〔美〕林·亨特书，第19～20页。因而，普遍人权的概念必有理性之外的基础才能得以获得支持和普及。

而无论如何，要实现社会想象的聚焦点从民族到个人的转变，个体超越民族国家范围的普遍移情是必要的条件。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斯托夫人的著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卑贱者的生活》(Uncle Tom s Cabin; or, Life Among the Lowly)[58]细致而直观地刻画了黑奴生活的悲惨境况，极大触动了白人对于黑人奴隶悲惨境遇的感同身受和深切同情，大大激发了废奴主义情绪乃至由此情绪激发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巨变。对于休谟来说，社会道德存在于人类的共同关切之中，而不是根据科学理性推导出来的自然法则。这种观念构成了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以及沙文主义等强权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普遍人权 理性 道德情感 平等 法律是人民道德情感的体现。2004年修宪后，人权也写入我国宪法当中。忘却了自己的身份和属性，读者便超越了人与非人的界限。[67]近代中国思想家严复正是秉承此种思想，认为国家的自由和个人的自由需要同时实现。

斯密说道：由于我们没有直接体验到他人的感觉，我们不可能知道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对于一位追求爱情、反抗命运安排的不幸女性，强势社会地位的人们会逐渐产生同情，因而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愈发显得可疑而且可憎。

[21]即便美国内战的结果最终促使联邦废除了奴隶制，但随之而来的种族隔离制度实际上仍然将黑人当作二等公民。各州人口数，按自由人总数加上所有其他人口的五分之三予以确定。

民族是基于公民情感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39]〔英〕大卫·休谟：《人性论》，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10页。理性主义为人权奠定根基的方法在实际生活中使很多人被排除在人的范围之外。到了社会状态中，由于理性的出现，人们为自我保存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手段，特别是为自我保护而杀掉他人，计算的理性慢慢压倒了人的同情心，霍布斯笔下的一切人针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随即出现，虚荣心则是一切战争的根源。在某种意义上，人权的神话已经开始取代国家的神话。理性只能回答是与不是的真理问题，而不能回答应该与不应该的规范问题。

其基本逻辑是，启蒙理性使得人们摆脱旧有的压制和服从，冲破传统的网罗，确立个人自身的主体性和自治性。西方现代法律史当中有着很多理性主义人权观的实际后果的例证。

参见蒋相泽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册)，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8页。[45]移情是人对他人思想、感情和行为(甚至那些悲痛和纷乱的感情和行为)的认识和理解。

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著名战地记者佩尔(Ernie Pyle)的话来说：在欧洲我们感觉我们的敌人不管如何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但他们仍然是人。[52]在西方传统思想中，尤其是在基督教教义中，普遍的移情只发生在天国，在天国里人人亲如兄弟，而在尘世中依然是远近亲疏、内外有别。

此种道德情感的改变虽然未能一蹴而就地推动法律改革，但是已经为改革指明了方向。……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Norbert Bobbio, The Age of Rights, Polity Press, 1996。在某种意义上，人权是一种当代世界所必要的神话，也是在曾经激动人心的各种主义以及民族国家的光荣历史神话去魅之后最后的乌托邦(the last utopia)。

[66]See Samuel Moyn, The Last Utopia: Human Rights in Histo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7]参见〔美〕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而本文仅仅想指出：道德情感是普遍人权实现的必要条件，无论其看起来比普遍人权观念本身更加理想主义，还是更加现实主义。

[41]同情因而获得了普遍性的道德意涵。(第1条第9款)译文参见王希：《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1、575～576页。

[40] 休谟继承了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认为人们通过缔结社会契约建立社会来保证公共利益好在完成了，结果好，一切都好。

真值得羞愧的，在我看来，是为了学术的高大上或全面或政治正确而时刻关注历史潮流，终身追求真理，并从此加入了安全的滥竽充数。有的只是，只能是，当下西方宪法话语提出和讲述的那些问题。事实上，本书大多数篇章都曾发表，这里就不一一致谢最先发表的各刊。但话都说到这份上，也必须承认，如霍姆斯所言，就实践而言，人注定是地方性的。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进这个行当就要40年了，我还是没法信仰法治或宪政。苏力 2017年3月31日于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明楼 进入 朱苏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古代宪制 。

五四以来文化的全方位下移，令中国受众扩展了，也必须扩展，不再只是少数政治文化精英了。周边这种嘴脸仍不时出现。

查找的成本，特别是机会成本，会掐死查找的念想。而且修改定稿中，我有大量调整、删减、修改、增补，许多段落几乎完全重写，有些篇章则是全新的，不曾发表。